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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为我带来了“三’sheng’有幸”

[日期:2008-07-30] 来源:  作者: [字体: ]

                         

      (从“三‘生’不幸”到“三‘sheng’有幸”我是第一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

                          深圳市教授协会会员、医学博士 田爱华(开鏸)

 

(一)   “三‘生’不幸”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一日生。1959年实行使用身份证时,要求一律将农历改为阳历,按农历月份加“2”,于是我的生日就变成了“911”。看着就要迈进一百岁的年限内了,对自己的一生回顾了一下,一时不禁“悲喜交集”;我为我过去的“三生不幸”而悲,但又为当前我的“三’sheng’有幸”而喜。

    我的“三‘生’不幸,第一是“出生地”不幸;我是出生在一个几代官僚地主、皇帝御赐的大宅第里的一个“土家族”的第四代;一走进我出生的那一栋大房子的“槽门”时,那块清朝光绪皇帝(光绪二十八年)御笔亲书的《宝嫠增辉》四个大金字的匾高高地悬挂在进门的大厅上,至今还重重地压在我的心上,给我在“家庭出身”上带来了永世抹不掉的烙印;第二是我的“生年”不幸;1918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激烈的生死关头的一年,也是列强趁机向我国掠夺和我国军阀混战激烈的年月、到处硝烟四起,民不聊生的时代,使我在出生时就受到了不安;而且1918正应了我国”918”事件的国耻的大灾难,使我国丧失了大东北三省的广袤土地。第三是我的“生日”不幸,这要应在美国的“911”事件上;那时我正与美国作家兰美静(Jane Lamb)等签订了在美出版我的英文版小说《Galloping Without Halt (马不停蹄)》,並决定我去美国在电视台作一次“脱口秀(Talk-show)”, 但正在这时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而且在混乱中签约人又死于车祸,从此这本让美国人了解中国解放后中国旧知识份子思想转变过程的原稿就搁在我的书柜里二十余年了。如今我只好再重新把它译成中文,看能否在国内以汉——英双语版发行。

 

(二)   乘改革开放的劲风  独闯台湾和横跨北美

 

由我“三生”的不幸”,可以想象得到在解放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中我所遭受到的冲击的程度。在“文革”后期,全面一边倒的日子里,‘造反派’夺权,我所在的单位二百多名所谓“保字派”的人一个晚上在一张张贴在单位的办公大楼墙上的大红纸上就签满了“倒戈”投靠“造反派”的人名。在二百二十多个名字中,独独就缺了我一个人的。当时我的信念是共产党领导的天下,造谁的反?我坚决拥护党的领导,不造反!”我是个土家族的后代,我们土家族的人一向是“开弓不放回头箭”的死硬派。于是一时谗言百出,政治上除了我不支持“造反”外,在私生活上说我结过几次婚,于是“造反派工宣队的头头把我关进了医院的停尸房。我们单位本来就是一个妇、产科医院,停尸房里摆的都是女尸;造反派把我关在里面八个月,並扬言说:“让他去‘左拥右抱’去吧。!”可是我挺过去了。因为我对英语有兴趣,于是天天在那间用来开追悼会的小厅堂里,大声地背诵“林肯”和“华盛顿”的英语演说辞,炼就了一口流畅的、有声有色的用英语演讲的本领,1980年我国政府趁改革开放的东风,在北京刚建好的科学大会堂召开第一次国际医学会议,我有幸地成为电影<甜蜜的事业>的同声翻译员,向外国朋友宣扬我国受到各国置疑的计划生育国策.引起了各国的注意,成就了我于1981年应美国医学会的邀请而于112日在美国落杉矶会议中心(Los Angeles Convention Center) <中国古代各历史王朝的人口变迁>Vicissitudes of Chinese population in various dynasties of ancient China)的题目公开演讲,以此来向世界各界阐明我国当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背景铨释当时有些国家对我国政策的置疑.第一次演讲就建立了一个“一鸣惊人”的局面;会后立即收到了24个美国知名大学(包括哈佛,耶鲁等)的邀请,由西到东横跨美利坚合众国作了十六场演讲,听众达十万人次,回答了600多个问题和摒击了多起诬蔑和侮辱我国的一些带敌意的提问.

当年的改革开放的劲风吹到我们内地时,已经是“高处不胜寒”了。那时正好恢复了我的省政协委员的名义。第一次发言,我就说了一句“要开就大敞开,不要‘半开半掩’”的话。言者有意,听者有心,于是就造成了我以后“出国难,难如上青天”的后果!后来我横了心,一个长达200多字的电报直呈党中央我们的“改革开放的总设计人”,他老人家特地从北京派了一位姓刘的专干来调查我、支持我,放我成行。所以现在我对后人说,我是改革开放的劲风把我吹过太平样的(详情见拙著《出国风云录》)。更没有料到的是由于“机误”,无意中又单独闯进了台湾。

我算不算是第一个“出国”和“独闯”的人呢? 当时我也弄不清。直到我回国时在北京读过198112月的一份〈人民日报〉上登的一篇〈访问从台湾归来的田开鏸教授〉的报道后,才略有所知。但我一回到内地,马上就被叫到我的上级厅里批评並辱骂了一顿;以至于后来CCTV2002年“海外---”频道一位名叫胡维雄(?)的同志来电话邀请我去参加该台主办的与台湾电视台合作十周年的纪念会,说我是第一个大陆上到台湾的人,我才真正知道。但我不敢去参加.

 

(三) 三“sheng”有幸

 

     近来看电视,读报,看北京全国“两会”召开的盛况,随后又读到了深圳“两会”的详细报导和内地其它省、市的有关“两会”的消息,心中一时波浪翻腾,难以扼制。顿时感到有幸能活到九十岁,我又感到“三‘sheng’有幸”了。前“三生”已是命中注定,无法更改了,但现在的三“sheng 用了一个拼音字‘sheng’,虽然音同,而意义却逊然有别,绝非“生”能比拟的;这个sheng代表着“生”、“身”和“声”。不信,你看:如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生活”有保障;人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关注和呵护;人民的“声音”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聆听和采纳。这是改革开放之风劲吹的结果。它吹遍了黄河两岸,大江南北;它吹到了大草原;它吹到了戈壁滩;它吹上珠穆琅玛峰;它吹进了五十六个民族、一十三忆人民的心;它越过了远洋,到达了南极;它跨过了太空,到达了月球。它最后吹到了我的声上:不是改革开放,我的生命哪能的到安全?我的哪能在90岁了,还愿意和能够奋进不息地鼓起余勇来与全国人民一道投改革开放后的大建设?我的呼哪能直达中央,准我出国?

    写到这里,我不禁点点热泪,淋湿了面前的电脑的键盘。我的心跳由每分钟六十五次增跳到八十八次,它透支了我的生命力的储蓄。值!为了表达我对改革开放的歌颂,就是耗尽我仅余下的生命的积存,也值!我应该趁盛世而对自己九十年的人生作一个总交代了:青年时“以学习为本”,中年时“以救人为乐”,如今到了老年时“以教人为归”!在改革开放的大旗下,“马不停蹄”地再驰骋二十年!我要为改革开放奋进不息,直至最后一次心跳!

    我是第一个“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惠者!

                                              2008, 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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